邓小平教育思想中,把教育的发展同经济发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科教兴国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到十分重要的位置,这对于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快人才培养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重大意义。
邓小平同志全面阐述了经济、科技和教育三者的关系,揭示了我国新时期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一,经济是中心。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根据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邓小平同志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最根本任务”,并反复强调“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从小平同志的诸多论述不难看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进步,科技的发展必须靠教育,基础是教育,三者是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因此,科技和教育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主战场,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同科技和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的一大贡献。
第二,科技是关键。根据现代科技发展的趋势和特点,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深刻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进一步指出:“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1988年,邓小平同志通过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研究的正确判断和深刻分析,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命题。这个命题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论述,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揭示了科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突出作用。
第三,教育是基础。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教育不仅可以传递知识,而且可以创造知识。马克思曾讲过:教育会产生劳动力。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在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最主要的环节是教育,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提高,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差距仍然很大,同四化要求相比较,在诸多方面还有较大差距。据有关资料显示,90年代初,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学历在12亿人口中仅占1.39%强,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占7.8%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6.22%;文盲、半文盲人数占总人口的15.8%。假如以中国人口素质的大学文化率为1,那么印度为3.4;匈牙利为7.7;原苏联为11.3;日本为15.2;加拿大为17.9;美国为38。与之比较,我国科技人员的比率是很低的。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后劲的大小,取决于劳动者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我国近年来科技人员的数量大幅度上升,质量也有明显提高,适应未来发展的竞争意识和能力也大大增强。夺取21世纪科技革命的至高点是大有希望的。尽管前进的道路上有困难,有艰险,但提高劳动者素质,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地位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这是未来民族发展、生存、强大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教育担负着为科技队伍输送人才的功能。国家发展的后劲如何?科技能不能上去?基础在教育。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担负着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专门人才的历史重任,是民族振兴的最根本的大计。发展教育是经济持续增长,科技发展创新,社会全面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提高全民素质、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必由之路。没有教育就没有科技进步。邓小平同志指出:“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能上得去?”小平同志在这里强调了“知识”、“人才”、“教育”的重要性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密切关系。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既需要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需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无论加强哪种建设,都离不开教育。因此,教育将起到重要的基础作用。抓好教育,是百年大计,全党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教育事业,否则,四个现代化就失去了可靠的保障。
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教育,为调动亿万青少年的学习积极性,1977年,他力主恢复了高考制度,为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到来,提出了“三个面向”的要求(即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并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在他的倡导下,及时制订并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法》、《教师法》以及《教育投入法》等。他不但反复要求各级党政领导要重视教育,而且自己多次表示要当教育和科技部门的“后勤部长”。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